引用余英時教授的文章，談到如何治學，當中概念同樣適合中東與伊斯蘭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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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傳統的讀書法，講得最親切有昧的無過于朱熹。《朱子語類》中有《總論為學之方》一卷和《讀書法》兩卷，我希望讀者肯花點時間去讀一讀，對于怎樣進入中國舊學間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幫助。朱子不但現身說法，而且也總結了荀子以來的讀書經驗，最能為我們指點門逕。
我們不要以為這是中國的舊方法，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。我曾經比較過朱子讀書法和今天西方所謂“詮釋學”的異同，發現彼此相通之處甚多。“詮釋學”所分析的各種層次，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《語類》和《文集》中找得到。
古今中外論讀書，大致都不外專精和博覽兩途。
“專精”是指對古代經典之作必須下基礎工夫。古代經典很多，今天已不能人人盡讀。像清代戴震，不但十三經本文全能背誦，而且“注”也能背涌，只有“疏”不盡記得，這種工夫今天已不可能。因為我們的知識范圍擴大了無數倍，無法集中在幾部經、史上面。但是我們若有志治中國學問，還是要選幾部經典，反覆閱讀，雖不必記誦，至少要熟。近人余嘉錫在他的《四庫提要辯證》的序錄中說：“董遏謂讀書百遍，而義自見，固是不易之論。百遍縱或未能，三復必不可少。”至少我們必須在自己想進行專門研究的范圍之內，作這樣的努力。經典作品大致都已經過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，我們早已比古人占許多便宜了。不但中國傳統如此，西方現代的人文研究也還是如此。從前芝加哥大學有“偉大的典籍”（GreatBooks）的課程，也是要學生精熟若干經典。近來雖稍松弛，但仍有人提倡精讀柏拉圖的《理想國》之類的作品。
精讀的書給我們建立了作學問的基地；有了基地，我們才能擴展，這就是博覽了。博覽也須要有重點，不是漫無目的的亂翻。現代是知識爆炸的時代，古人所謂“一物不知，儒者之恥”，已不合時宜了。所以我們必須配合著自己專業去逐步擴大知識的范圍。這里需要訓練自己的判斷能力：哪些學科和自己的專業相關？在相關各科之中，我們又怎樣建立一個循序發展的計劃？各相關學科之中又有哪些書是屬于“必讀”的一類？這些問題我們可請教師友，也可以從現代人的著作中找到線索。這是現代大學制度給我們的特殊便利。博覽之書雖不必“三復”，但也還是要擇其精者作有系統的閱讀，至少要一字不遺細讀一遍。稍稍熟悉之后，才能“快讀“、“跳讀”。朱子曾說過：讀書先要花十分氣力才能畢一書，第二本書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，以后越來越省力，也越來越快。這是從“十目一行”到“一目十行”的過程，無論專精和博覽都無例外。
讀書要“虛心”，這是中國自古相傳的不二法門。
朱子說得好：“讀書別無法，只管看，便是法。正如呆人相似，崖來崖去，自己卻未先要立意見，且虛心，只管看。看來看去，自然曉得。”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，但其實是最聰明的方法。我勸青年朋友們暫且不要信今天從西方搬來的許多意見，說甚么我們的腦子已不是一張白紙，我們必然帶著許多“先入之見”來讀古人的書，“客觀”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話。正因為我們有主觀，我們讀書時才必須盡最大的可能來求“客觀的了解”。事實證明：不同主觀的人，只要“虛心”讀書，則也未嘗不能彼此印證而相悅以解。如果“虛心”是不可能的，讀書的結果只不過各人加強已有的“主觀”，那又何必讀書呢？
“虛”和“謙”是分不開的。我們讀經典之作，甚至一般有學術價值的今人之作，總要先存一點謙遜的心理，不能一開始便狂妄自大。這是今天許多中國讀書人常犯的一種通病，尤以治中國學問的人為甚。他們往往“尊西人若帝天，視西籍如神圣”（這是鄧實在1904年說的話），憑著平時所得的一點西方觀念，對中國古籍橫加“批判”，他們不是讀書，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宮，把中國書籍當作囚犯一樣來審問、逼供。如果有人認為這是“創造”的表現，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費時間去讀中國書。倒不如像魯迅所說的“中國書一本也不必讀，要讀便讀外國書”，反而更干脆。不過讀外國書也還是要謙遜，也還是不能狂妄自大。
古人當然是可以“批判”的，古書也不是沒有漏洞。朱子說：“看文字，且信本句，不添字，那里原有缺縫，如合子相似，自家去抉開，不是渾淪底物，硬去鑿。亦不可先立說，拿古人意來湊。”讀書得見書中的“缺縫”，已是有相當程度以后的事，不是初學便能達得到的境界。“硬去鑿”、“先立說，拿古人意來湊”卻恰恰是今天中國知識界最常見的病狀。有志治中國學問的人應該好好記取朱子這幾句話。
今天讀中國古書確有一層新的困難，是古人沒有的：我們從小受教育，已浸潤在現代（主要是西方）的概念之中。例如原有的經、史、子、集的舊分類（可以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為標準）早已為新的（也就是西方的）學科分類所取代。人類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（否則文化之間的互相了解便不可能了），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入中國學術傳統之中，化舊成新。但有些則是西方文化傳統中特有的概念，在中國找不到相當的東西；更有許多中國文化中的特殊的觀念，在西方也完全不見蹤跡。我們今天讀中國書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觀念來穿鑿附會，其結果是非驢非馬，制造笑柄。
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讀古書的，最好是盡量先從中國舊傳統中去求了解，不要急于用西方觀念作新解。中西會通是成學之后，有了把握，才能嘗試的事。即使你同時讀《論語》和柏拉圖的對話，也只能分別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統中的相傳舊義，不能馬上想、“合二為一”。
我可以負責地說一句：20世紀以來，中國學人有關中國學術的著作，其最有價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觀念作比附的。如果治中國史者先有外國框框，則勢必不能細心體會中國史籍的“本意”，而是把它當報紙一樣的翻檢，從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東西（你們千萬不要誤信有些淺人的話，以為“本意”是找不到的，理由在此無法詳說）。
“好學深思，心知其意”是每一個真正讀書人所必須力求達到的最高階段。讀書的第一義是盡量求得客觀的認識，不是為了炫耀自己的“創造力”，能“發前人所未發”。其實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“新見解”，戳穿了不過是撿來一兩個外國新名詞在那里亂翻花樣，不但在中國書中缺乏根據，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脈絡。
中國自唐代韓愈以來，便主張“讀書必先識字”。中國文字表面上古今不異，但兩三千年演變下來，同一名詞已有各時代的不同涵義，所以沒有訓話的基礎知識，是看不懂古書的。西方書也是一樣。不精通德文、法文而從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來的有關歐洲大陸的思想觀念，是完全不可靠的。
中國知識界似乎還沒有完全擺脫殖民地的心態，一切以西方的觀念為最后依據。甚至“反西方”的思想也還是來自西方，如“依賴理論”、如“批判學說”、如“解構”之類。所以特別是這十幾年來，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風吹草動（主要還是從美國轉販的），便有一批中國知識份子興風作浪一番，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國書的解讀上面，這不是中西會通，而是隨著外國調子起舞，像被人牽著線的傀儡一樣，青年朋友們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，則從此便斷送了自己的學問前途。
美國是一個市場取向的社會，不變點新花樣、新產品，便沒有銷路。學術界受此影響，因此也往往在舊東西上動點手腳，當作新創造品來推銷，尤以人文社會科學為然。不過大體而言，美國學術界還能維持一種實學的傳統，不為新推銷術所動。今年5月底，我到哈佛大學參加了一次審查中國現代史長期聘任的專案會議。其中有一位候選者首先被歷史系除名，不加考慮。因為據昕過演講的教授報告，這位候選者在一小時之內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“discourse”這個流行名詞。哈佛歷史系的人斷定這位學人太過淺薄，是不能指導研究生作切實的文獻研究的。我昕了這番話，感觸很深，覺得西方史學界畢竟還有嚴格的水準。他們還是要求研究生平平實實地去讀書的。
這其實也是中國自古相傳的讀書傳統，一直到30年代都保持未變。據我所知，日本漢學界大致也還維持著這一樸實的作風。我在美國三十多年中，曾看見了無數次所謂“新思潮”的興起和衰滅，真是“眼看他起高樓，眼看他樓塌了”。我希望中國知識界至少有少數“讀書種子”，能維持著認真讀中國書的傳統，徹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。至于大多數人將為時代風氣席卷而去，大概已是無可奈何的事。
但是我決不是要提倡任何狹隘的“中國本土”的觀點，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態。只有溫故才能知新，只有推陳才能出新，舊書不厭百回讀，熟讀深思子自知，這是顛撲不破的關于讀書的道理。
評：
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讀古書的，最好是盡量先從中國舊傳統中去求了解，不要急于用西方觀念作新解。讀書的第一義是盡量求得客觀的認識，不是為了炫耀自己的“創造力”，能“發前人所未發”。
我希望中國知識界至少有少數“讀書種子”，能維持著認真讀中國書的傳統，徹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。至于大多數人將為時代風氣席卷而去，大概已是無可奈何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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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英時教授的如何讀中國古書之概念，同樣可應用於當今中東與伊斯蘭研究。以研究伊斯蘭當代政治為例，同樣強調「專精」與「博覽」兩項功夫。「專精」則是仔細閱讀伊斯蘭重要經典，如古蘭與聖訓，最好能倒背如流，舉ㄧ反三，如此才能理解伊斯蘭精髓。「博覽」則是指廣泛閱讀穆斯林學者從古到今的著作與思想，並參閱當今重要西方學者對政治伊斯蘭的論述。有了「專精」與「博覽」兩項基礎，在伊斯蘭當代政治研究上，可立於不敗之地。
第二，「虛心」與「謙」，同樣仍是中東與伊斯蘭研究治學之道。並非僅是去過幾個中東國家，比ㄧ般人有不同經驗，或是在特定專屬機構研究，就能如此獨當ㄧ面，成為該領域專家。事實上，若放遠ㄧ點，以世界排名而非採某地排名來看，「謙虛」二字的確受用。
最後，人類文化與思想本多相通之處，但中西思想脈絡並非完全ㄧ致，此概念也適用於中東與伊斯蘭研究。從事該領域研究，乃求扎實語文基礎（阿拉伯文、波斯文、土耳其文等）、親身實地考察以及ㄧ手檔案梳理，如此對在地環境有深刻之認識，絕非採用西方特殊理論架構，可將中東局勢簡單地描繪清楚。用西方理論論述中東並非不對，但若死守其理論不放，而非瞭解伊斯蘭本質，這種描述與研究方式將會是陷入東方主義式的窠臼。
另外，余大師提到的中國知識界最常見的病狀：「硬去鑿」、「先立說」，看到某位專家的觀點，卻未真正瞭解其觀點脈絡而硬加拼湊，來證明自身觀點正確無誤，這點我有點體會，但當前難以具體說明，只是不知同樣是研究中東與伊斯蘭事務的通病？
對於個人來說，上述三大治學態度仍是我欠缺之處，甚至有時還陷入這些迷惘中。如今余英時教授的如何讀「中國古書」之概念，正好提醒我現在與未來對中東與伊斯蘭研究的治學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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